中国西藏网讯 爱国爱教一直以来是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大德们用自己的言谈举止或实际行动，不断践行着既爱国又爱教的光荣传统。历代藏传佛教爱国爱教高僧的生平事迹，是当下继承和发扬藏传佛教爱国爱教传统的范例。

　　爱国爱教符合佛教的教义义理，是佛教徒修学佛法，弘法利生的重要保证。赵朴初先生曾说：正确认识爱国与爱教的关系。佛教徒自然爱自己信奉的佛教，不爱佛教那说明不信仰它，就不成其为一个佛教徒。爱国同爱教是统一的，和谐一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教？佛教主张知恩报恩，报答国家恩即爱国，报答三宝恩即爱教。

　　历史上，藏传佛教爱国爱教高僧活佛层出不穷，奉献了利益众生的生命画卷。

　　△图为银鎏金六世班禅像。(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六世班禅：一生维护祖国统一

　　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班丹益西是班禅世系中第一位觐见清朝皇帝、莅临雍和宫讲经传法的著名人物。他的一生都在维护祖国统一，其所为无论在清代民族关系史上还是在宗教发展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六世班禅大师莅临雍和宫“宿寺祈愿”，对确立和强化清政府“管理藏传佛教事务中心”以及京都“首位皇家御用寺院”的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在京城向广大信众讲经传法以及在雍和宫向乾隆皇帝授戒传法等活动，都是藏传佛教领袖人物护国利民的重大举措。

　　△图为毛主席与喜饶嘉措亲切交谈。(图片来源：青海省政府网站)

　　喜饶嘉措：一生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祖国

　　喜饶嘉措大师不仅是一位佛学大师、社会活动家，而且是我国佛教界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分裂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为继承和弘扬佛教，为保护和发展藏文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是新中国宗教界的楷模、真正的佛门大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9年，喜饶嘉措前往甘肃、青海一带，发动僧俗团结抗日，积极宣传抗战救国，发表了《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白螺的声音》，并举行息灾诵经法会。

　　1949年，喜饶嘉措从南京返回青海故里。青海军阀马步芳逃离青海时，曾打算偕同喜饶嘉措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前往台湾，两位大师都断然拒绝，毅然站在了新中国及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青海解放后，喜饶嘉措多次奔赴青海各藏区，宣传政策，为稳定青海藏区做出了贡献。

　　1950年，喜饶嘉措多次写信给西藏的故旧、学生，并向西藏地区发表广播讲话，宣传民族宗教政策，劝说西藏上层人士，对促成西藏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赴京和谈。途经西安时，喜饶嘉措又叮嘱阿沛•阿旺晋美说：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成功。这对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有着积极的影响。

　　1959年，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喜饶嘉措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祖国的行径。他发表讲话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进行武装叛乱，是一件可悲的事件。他们违反了西藏人民的意愿，背叛祖国，背叛了佛教教规。”他还在青海开展了许多宣传工作，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图为十世班禅大师。(图片来源：新华网)

　　十世班禅：一位杰出的爱国爱教领袖

　　十世班禅大师的一生充分表现了一位杰出的爱国爱教领袖的正直品格、高深造诣和创造精神。

　　十世班禅大师要求加强寺庙僧人较系统、科学地学习宗教经典、政治时事、科学文化，使藏传佛教培养高级佛学人才的教育模式开始由传统的经院式向现代化转变。

　　针对寺庙管理存在的问题，大师提出“寺要像寺，僧要像僧”的主张，提出一系列改进和加强寺庙民主管理的措施：寺内要建设一个遵循爱国爱教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热心并善于寺庙管理的民主管理委员会（或管理小组），以保证寺庙的一切工作和活动在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轨道上正常发展，并维护寺庙和在寺僧众的合法权益；各项制度都应既适合寺庙特点，又同社会主义相适应；坚持“以寺养寺”，在保证在寺僧众学习佛经、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前提下，从寺庙的实际情况出发，组织在寺僧众积极从事农牧林副业生产，开办适合宗教特点的社会公益事业和服务事业，不断提高寺庙自养水平，减轻国家和群众负担，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服务于社会。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不断涌现，像萨迦班智达、八思巴、六世班禅、喜饶嘉措、格达等爱国爱教的高僧活佛，他们弘扬藏传佛教，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慧命。他们胸有爱国情怀、利益众生，在藏传佛教史上留下了名字、留下了著作、做出了成就，成为世人敬仰的大师。他们的精神确实值得当代藏传佛教广大僧众和信众继承和发扬。（中国西藏网 文/米广弘）